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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深化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五四运动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它超越历史,使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四运动迎来了中国革命形态的转型,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出发,打开了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通道。五四运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契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从此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联。五四运动创造了中国诞生的社会条件,一些新的历史要素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先进品质。

  【关键词】五四运动 伟大觉醒 革命形态转型 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国诞生

  1919年5月4日,一场全国范围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在中国爆发。作为100年前的历史事件,它已经成为留存在人们头脑里的过往记忆;作为彰显民族精神的历史运动,它依然是激励当代中国前进的思想财富。五四运动具有厚重的价值,它不仅铸造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而且汇集了中国人民伟大觉醒、中国革命形态转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建立等历史价值的精华。2019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安排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目的是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深化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激活历史记忆,挖掘历史资源,从而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添不竭的动力。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民品尝到民族耻辱的苦涩。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山河破碎、经济凋敝、彩6彩票官网最新版生灵涂炭、国弱民穷,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中。中国人民在屈辱中抗争、在苦难中奋斗、在危机中担当,五四运动是表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意志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带来的不幸,催生中国人民的一次次觉醒,每一次觉醒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五四运动之前,近代中国人民的觉醒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是三元里抗英斗争、义和团运动等类型的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的壮举;二是以林则徐、魏源、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救国救民道路探索;三是遭遇战争失败而形成的刺激,尤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突出,堂堂天朝帝国被弹丸岛国的日本打败,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震撼,时人有“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的感受。这几种形式的觉醒促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一步步向前发展。

  沉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那个年代,国外称中国是一头“睡狮”,对中国人民来说,如何从睡梦中醒过来是个沉重的话题。近代中国人民不是一下子觉醒的,而是有一个由弱到强、由浅及深的过程。诚然,反侵略斗争中无论哪一种觉醒形式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英勇气概,但表现形式不同,觉醒的表现在程度和意义上有所差别。概括地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基本上还处于被动反抗、急促应对、行动自发、目标茫然的状态,主要局限于社会部分群体和少数仁人志士的范围,形不成斗争合力,缺乏整体性的觉醒。一些先进中国人对这样的局面深有感触。孙中山先生曾形容中国犹如一盘散沙,没有觉醒起来形成团结的力量,他说:“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2]陈独秀认为鸦片战争后各次变革都只是少数人的行为,缺乏民众的参与,广大国民都还站在旁边“隔岸观火”,以致“共和已经八年,彩6彩票app最新版一般国民不曾有一天明了正确意识的活动。国民和政治,隔离得千百丈远”。[3]五四时期鲁迅创作的《呐喊》《药》等多篇小说,以辛辣的文字揭露社会黑暗,他把当时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间沉闷的屋子,希望用呐喊唤醒房间里所有沉睡的人们。这些观点都蕴含着对中国社会和人民整体性觉醒的期望。

  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是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整体性觉醒,这不仅表现在全国规模的范围上,更表现在觉醒的形式上。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而引发,西方列强无视中国的主权,达成把山东胶州半岛管辖权交给日本的协议,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成为这场群众性爱国主义运动的鲜明主题。五四运动不仅发生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且是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过程,因此形成“五四时期”“五四时代”等历史概念。它不仅是发生在广场北京青年学生的示威活动,而且蔓延成为遍及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工罢市的抗议斗争。这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空前的,对唤起近代中国人民觉醒有着重要意义,吴玉章回忆五四运动时说,“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4]与以前中国人民的觉醒形式相比,五四运动表现的爱国主义不是被动地反抗,而是主动地抗争,是为国家地位和民族尊严而战,体现出近代国家和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五四运动体现近代中国人民伟大觉醒表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一次集体行动,参与其中的不仅有起着先锋队作用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有极大热情的广大工人、商人、教师、城市居民以及农民群众。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斗争于北京发生,蔓延到全国各地,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抗争。这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果缺少有序的组织引导是难以开展起来的。虽然五四运动不是在哪个领导机构或哪种政治力量主体的组织下开展起来的,但全国各地为声援抗争而成立的学生联合会、请愿团以及“三罢”斗争的一些工商界团体统一行动,使五四运动在秩序、方向、目标和过程等方面体现出组织性。北京学生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复旦学生举行集会,决定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19日,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校派代表分赴外埠,联络全国学界,并在罢课后组织演讲、散发传单、调查日货、组织义勇团等活动。5月9日,武昌各大中学校学生以学生团的名义向北京学生致电声援,17日,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各地报纸纷纷加入斗争的行列,发挥媒体舆情宣传的作用,连续报道五四运动进展的消息。《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揭露北京政府出卖国家权益、的罪行。学界、商界、新闻出版界等团体通电全国,要求释放学生,拒签和约;组织游行;抵制日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动员组织性、抗争行动组织性、方法步骤组织性等特点。

  五四运动体现近代中国人民伟大觉醒还表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彻底性。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5]如果把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进行比较,那么评判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显然不在实践的激烈程度上,而是以思想的深刻程度为标准。再进一步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主要也不是表现在声势浩大的现象上,而是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打破了对外国侵略者的幻想,同时又加深了对封建主义的认识,提升了与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斗争的思想自觉。1919年5月18日,李大钊撰文指出:巴黎和会就是“欧洲分赃会议”,“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个强盗国家的牺牲!”五四运动“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6]这是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的体现。五四运动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使中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封建统治阶级成为帝国主义附庸的面目,开始认识到必须推翻他们的统治。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深化,是五四运动超越历史的表征,不能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必然影响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有效性和彻底性。正是有了五四运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的认识深化这个基础,中国才能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四运动是划分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阶段的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新旧之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现象。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同一个范畴,但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是两种革命形态。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其历史意义显示的又一个向度。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理论上统称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实,这只是历史研究分期意义上的使用,严格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实际发生的时间很短。中国资产阶级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以后才产生,而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照的说法是从辛亥革命才开始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7]从这个意思上看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它以实现革命形态转型推动了近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进程。

  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还要加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辛亥革命之前,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开明人士进行的革新自救,还是旧式农民战争或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发生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环境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接或直接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特点。之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因为它以推翻封建统治为目标,同时也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旗帜,追求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1年武昌起义掀起的革命风潮取得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成果,结束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的伟大业绩。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新生,中华民族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桎梏。孙中山先生认识到革命尚未完成,要求同志仍须努力,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实践的反思中对曾经奉为法宝的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辛亥革命的夭折事实上宣告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短命,它的内在逻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胜利的使命。撞上了墙、碰破了头,就要寻觅新的路,中国革命形态转型成为必然要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五四运动迎来了时机,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印证了这个时机的到来。五四运动前,思想处于激进状态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中华民国强烈不满,但还是束缚于仿效英美国家的目标;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虽然表示出崇尚法国革命的激进姿态,但依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圭臬。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俄国,走十月革命的路成为新的选择。李大钊发表了多篇文章评论俄国十月革命,颂扬它是“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开辟了人类新纪元”“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揭示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8]陈独秀说“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俄罗斯共和推翻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认为中国走上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是必然的。[9]与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改造中国的出路问题时说,“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10]这些历史资料清晰反映了中国革命面临形态转型的思想动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难以再按照老的样式进行下去了。

  五四运动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当时中国也还没有诞生,但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使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实践。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是因为它显示了革命形态转型的征兆。这场运动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世界革命格局的新形势下,发生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情况下,这就使中国革命的属性内涵、斗争特征和发展趋向都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从资产阶级领导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二是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这两个基本要素决定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不再沿着以往的路径发展,革命的前途不再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他强调“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11]近代中国革命这样的变化从五四运动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态转型显示了五四运动特有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以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为使命,但革命属性和形态的变化使它能够创造出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天壤之别的历史场景。五四运动揭开了新的历史扉页,深刻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天堑变通途,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有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领导,其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彻底胜利才得到了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出发,打开了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通道。

  习总书记强调,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要坚持大历史观,“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12]五四运动不仅在近代中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思潮的第一波转向是摆脱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第二波转向是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替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二波转向的历史标识。

  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诞生于西方,它传入中国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国人知道外国有叫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是在19世纪末。1899年2月,上海发行的《万国公报》刊载一篇译文,最早提到了他们的名字。此后,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上的介绍陆续多了起来,介绍者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派的人士、海外中国留学生和无政府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看,有几个特点。一是介绍杂乱零碎,大多是片言只语,甚至断章取义。二是流传范围窄小,仅限于知识界的少数人。三是猎奇性明显,兴趣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某些具体观点上。这样的介绍没有与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相联系,因此还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中国,外部原因是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内部原因是中国社会自身的理论需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里,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先后聚焦于仿照西方船坚炮利、发展工商业、取法民主共和制度以及进行思想启蒙等方面,希望通过向西方寻找真理发现救国救民的出路。但是,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辛亥革命在取得推翻封建制度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幻灭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美好憧憬,中华民国初年混乱不堪的糟糕实践,实际上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破产。救国救民需要新的思想武器,变革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五四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构成近代中国思想嬗变的一个环节。

  从19世纪末开始介绍,到五四运动后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登场中国的局面改变是因为这一新思想进入了中国社会需要的关切之中。如果说五四运动前的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还只是把它作为新的学术观点加以认知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开始把它当作新的救国方案进行定位,从而使寻求先进理论指导的社会需要与救国救民道路探索的重新选择挂上了钩。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表明,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具有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价值而形成了广泛传播的动力。五四运动后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再停留于学术视野的介绍,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思想旗帜树立起来,就如当时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3]针对有人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李大钊指出,研究问题和谈主义不是分离的,要解决社会问题,“先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并明确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应该“宣传我们的主义”。[14]这些立足中国社会变革需要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当先进中国人从救国武器的角度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时,近代中国思想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制造了新的历史镜像。首先,马克思主义得到系统的宣传。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7篇研究马克思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立场和观点不同,但以专号形式进行集中宣传则放大了传播的社会效应。其中,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详细介绍了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丰富内容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次,马克思主义成为流行社会的新思潮。“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15]“及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的学说盛极一时,很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16]在“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后,“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7]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知晓度越来越高,而且他们的思想先进性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再次,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层出不穷。有研究者统计,五四时期各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达1000余种,除《新青年》外,像《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一大批刊物都成为宣传新思想的重镇。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刊物都宣传马克思主义,但传播新思想形成庞大媒体阵营,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最后,形成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介绍的情况不同,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信仰的转变,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许多人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们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发挥了中坚力量的作用,而且成为一辈子奉献事业的战士。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一波转向没有给中国带来成功的希望,第二波转向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习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18]五四运动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契机,使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从此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联,中国人民正是因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才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占据了主动、把握了命运、赢得了胜利、走向了光明。

  五四运动为中国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广大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涨引出了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于五四运动两年后宣告成立的事实,把两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近距离地连在了一起。“一九二一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诞生了。”[19]中国的横空出世是五四运动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已经有许多政党存在,形形色色的政党以不同的面目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中华民国初年,一些人热衷政党政治的实践,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纷争角逐出现的乱象景观,给人们留下极坏的印象。1921年中国建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与之前的政党相比,不仅是后来者,而且力量很单薄,又处于秘密状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稚嫩、毫不起眼的政党,却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成熟,成为担当革命重任、赢得人民拥护、引领中国发展的大党。近代中国政党兴衰沉浮的逻辑,演绎了中国旺盛生命力的密钥,五四运动创造的机遇助力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诞生,一些新的历史要素赋予中国特有的品质。

  中国为什么能够在各种政党林立和各派政治力量博弈中脱颖而出?因为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先进的政党品质。这样的品质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阶级基础,二是思想基础。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的新社会力量和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新思想新理论,使中国一登台亮相就具有与它之前的其他政党根本不同的性质。五四运动不是工人运动,但中国工人阶级是在五四运动中成熟为一个觉悟了的自为阶级;五四运动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形成思想解放的浪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广泛传播。这两个层面上的发展使五四运动创造出“三个相结合”的历史机遇:一是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思想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三是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中国的诞生是这“三个相结合”的产物。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思想相结合,显示了中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建党特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显示了中国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建党性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显示了中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建党取向。“三个相结合”衍生的政党先进禀性决定着中国担当神圣使命的历史品格。

  五四运动体现的一些历史要素,创造了孕育中国诞生的社会政治生态。首先,五四运动彰显的爱国主义,呼唤着诞生一个能够领导人民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党。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决定着新型政党取代旧式政党,时代催生先进政党,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构成中国建立的重要政治生态。其次,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成熟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为相对应的政党建立提供了孕育环境。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以工人为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和作为,以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得以显示,营造了中国建立的社会政治生态。最后,一批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形成,改变了此前政党运行的社会政治生态。五四运动促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新的宇宙观帮助先进的中国人实现了建立政党的动力变化。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组建的中国,完全摆脱了争权夺利的官僚政治运行轨迹,确立了为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政党建设取向。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想明白我们要到哪里去,就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化进程和发展趋势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不在这个时候诞生,也会在另外一个时候建立。历史之所以选择五四运动两年后这个时机诞生中国,是因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是中国正式宣告成立的历史起点,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孕育过程的历史发端。习总书记概括中国发展历史时,突出了五四运动的发端意义。他指出:“建立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20]这个历史叙事的表达,启示我们应把五四运动纳入中国发展的历史视野之中。“三大历史性事件”由五四运动拉开帷幕,五四运动创造的社会条件,注定了中国将领导中国人民干出和干成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事业。

  五四运动时的中国,中华民族还挣扎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中;100年后的中国,中华民族已经以繁荣富强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光荏苒,令人感慨万千,百年历史见证中国的沧海桑田。在中国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实现了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不懈奋斗。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可以使我们通过回顾历史,增添砥砺前进的力量和激发更大作为的斗志。

  [1][12]习:《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22日。

  [3]《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4~405页。

  [4]《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0页。

  [13]《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8页。

  [14]《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1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16页。

  [17]《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9页。

  [18]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线]《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1~342页。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党的建设、当代中国政治和政党。主要著作有《中国创建与上海》《勇于全面从严治党时代担当》《政党治理与执政能力建设》等。